看了溫鐵軍教授的演說錄像，提到了新中國最初的30年。 他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得到了蘇聯的援助，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工業管理體系幾乎完全是蘇聯的，在這個管理體系中，無論是行政管理還是技術管理，都是全面的蘇式的。 而且這種蘇聯化還擴大到了軍隊和高中等其他行業。 軍隊的服裝都變成了大帽子，原有的官兵一致現象消失了。 排長以上不和士兵住在一起。 另外，士兵有義務給長官洗腳。 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 毛主席非常擔心。 如果再這樣下去，都是蘇聯的一套，我們的主權在哪里？ 這確實是個問題。 之后的事，溫鐵軍沒有說。 但是，毛主席在那之后一直想擺脫蘇聯這個僵化的體制，我想從那時起就已經考慮過了吧。

解放初期，美國全面封鎖了我們，我們必須在外交上采取一邊倒的政策。 到了60年代，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出專家，我們又等于面對了蘇聯的封鎖。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很不容易。 溫鐵軍說，現在有一個公知指責當時我們這也是錯的，那也是錯的，但這個說法沒有根據。 請記住溫鐵軍在這里沒說。 那就是，我們毛主席將中國人民的主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放在首位。 如果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我們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在主權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將來我們一定會后悔的。 另外，美國基本上不是口惠。 他們承諾的任何利益都有可能打水漂。 所以，在毛主席看來，我們寧可在經濟上克服暫時的困難，但在國家主權上絕對沒有讓步的可能性。 一步也不能退。

溫鐵軍表示，當時我們交給蘇聯專家的工資相當于20萬斤小米。 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每月工資不過2萬斤的小米。 我們部長是一萬斤小米。 所以對于蘇聯的援助，我們欠了很大的債。 在蘇聯撤出專家，毀約后，我們的建設資本金等于被挖走了空。 失業率上升了。 我記得那時候，一五計劃期間和二五計劃第一年的1958年從農村招募的工人，1960年前后很多人再次被送回農村。 這緩解了失業的壓力。 但是，由于當時人口增長速度很快，20世紀60年代末，許多初中、高中學生積壓在城市，無法處理所有就業問題，開始了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說起來，這都是因為國家太窮了，基礎太薄了。 面對擁有這么多人口的中國，外面沒有資本，里面沒有積累，要處理這么多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如果沒有越來越多的資本金投入到公司的建設中，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根本是沒辦法的事。 而且，由于很多城市人口下鄉，給農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農村集體經濟不可能不參與。 后來有人指責公社做得不好，有人指責我們犯錯，有人叫囂。 這個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 落后的經濟，巨大的人口壓力，怎么能一帆風順？ 怎么可能沒有困難？

溫鐵軍特別提到了農業學大寨。 雖然大隊遭殃，但他們不伸手向國家要糧食，都需要全國性提倡親手開墾荒地、開展生產自救的精神。 向國家伸手要糧食，國家也拿不到。 但是，通過號召全國農業學大寨，至少可以鼓勵一些農村集體經濟走大寨的道路。 希望在那樣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發揚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

學習工業的大慶也一樣。 國家石油不足，能源不足。 大慶人也本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被外國人宣布為貧油的國家找到石油，處理國家經濟建設最需要的資源問題，所以大慶的精神也需要提倡和發揚。

溫鐵軍表示，今天，對新中國頭30年的譴責中，有些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基于今天的想法，我們當然不能譴責當時的30年。 那一代人為了國家今天的快速發展，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 那一代人對今天的中國有功。

我記得臺灣有個叫顏的教授，說過以下宗旨。 大陸人民雖然付出了兩代人的辛苦，但是取得了三代人的成績。 這樣的說法符合實際。 世界上，在這70年間，沒有哪個國家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 中國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今天這樣的樣子。 當時我們在農村實行農業稅的時候，國家拿走了農民生產的大部分產品，主要用于工業的快速發展。 農民只剩下勉強活著的農產品。 農民很痛苦，但當時，真的沒有別的辦法。 工人有點好，但哪兒也去不了。 我在公司工作的時候，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很低，十年以上沒有因為文革而漲過工資。 所有人都過得很好。 我們廠長家里有兩個孩子，老伴也是在職員工，但他抽的煙，只是兩角錢一盒的工農品牌。 我們單身的時候，煙抽得比廠長還多。 至少我們經常抽的是三角四毛錢的香山牌，也抽了三角九毛錢的大門牌。 當然，如果結婚成家的話，是否能維持這樣的費用水平，真的很難說。

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被分配到生產建設兵團的情況更好，因為他們每個月都有工資。 直接擠進農村很麻煩。 不僅沒有工資，年末分配的時候，很多知青還欠著團隊的錢。 很多熟人需要在家資助錢，生活的困難可以想象。

文革結束后，像過去那樣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已經不可能了。 幾個結束的城市的初高中畢業生被分配到附近城市郊區的農村插隊。 這里至少離家近一點，而且城市周邊的農村比邊遠山區的農村生活要輕松一些。

當然，我不能說那30年間我們沒有犯過幾個錯誤。 但是，關于經濟落后和貧困，即使不犯錯，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迅速的變化和迅速的發展。 另外，怎么可能完全不犯錯誤？ 沒有錯誤的教訓，就沒有前進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上輩子和我們上輩子在這幾十年里吃的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可缺少的。 這是我們國家快速發展的代價，也是我們國家快速發展所需的價格。

當然，有些方面并不是全部以所需的價格支付。 像90年代那樣，國有公司有那么多人失業，是絕對不必要的。 那是一些人在新自由主義的蠱惑下犯下的嚴重錯誤。 這和最初30年的歷史沒有關系。 但是，這種錯誤的方法讓我們的工人吃了苦頭，也繞了我們經濟的快速發展。 對于這種錯誤，人民是不能原諒的。

本文：《“說說新中國的前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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