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結束時。 在上海度過8年的托派，親身感受到了淪陷區的人們突然興奮的心情。 人們的心理從消沉、死寂變成了活躍、希望，一夜之間就完成了。 然后很快就從活躍希望變成了對統治者的憤怒。 總之，革命迅速成熟，而且托派說當時中共在東南各大城市沒有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只掛了幾個招牌，關于革命領導人是半真半假的空 《雙山回憶錄》第280頁。

但是，當時上海的托派少數派有十幾個，多數派也不過二三十人。 面對這樣的形勢，他們感到痛心，處于煩人的無助狀態。 他們在抗戰中一直叫囂著要從戰爭中引發革命，為革命的到來做準備，但正如王文元所說，當我們說“革命逼人”時，我想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組織上當然是這樣，思想上也是這樣。 但是，我們并不想探究為什么讓他們如此軟弱、如此狼狽的原因。 事實上，中國抗戰和二戰的結局表明，托派的理論和路線完全破裂。 抗日戰爭并沒有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失敗，正是為此而勝利； 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同國民黨合作投降、墮落，不會成為資產階級的附庸。 正是為此走出了困境，變得越來越強大，為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國際上，蘇聯沒有被打敗，而是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 托派理論的破產，甚至第四國際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 中國托派沒有勇氣承認這樣的錯誤。 他們還因為不離開大城市，不離開工人階級，不向資產階級投降，而臉腫胖瘦。 然后向共產黨表示自豪。 所以，他們仍然重復著反共的角度。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進行各種譴責和破壞，要求戰后的中國歷史按照他們描繪的藍圖前進。

抗戰勝利后，中國出現了兩種命運決戰的形勢。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成熟，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達到了一片火青的境地。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充分利用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三大法寶，既是政治談判，也是軍事反擊。 說一下吧。 說一下吧。 在農村，從減收變為減收，從土地改革，又從土地改革變為租金減收。 城市政策是，不進行罷工斗爭，不舉行武裝起義，保護私營工商業，保護提倡勞資兩利的工廠，保證正常生產，增加生產，支援前方。 對城市，搶了就放棄，放棄就在爭斗。 用北京(和平解放)、天津(綏遠)、包圍不戰)三種方法處理國民黨國家機器的支柱。 最后與資產階級進行廣泛的聯合，組成聯合政府等。

這一切，大體上是堅實的，策略靈活的，為了一個目標，一個個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領導在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導演了中國這片土地上氣勢雄偉的歷史劇，畫了五顏六色的畫卷。 短短三年多時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托派看到這樣的種種變化，感到眼花繚亂，恐慌，不可思議。 他們從沒見過革命是這樣進行的，從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不是。 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也沒這么說。 他們認為歷史上沒有的，馬、恩、列、托沒有說的東西，中國沒有。 于是他們斷定這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歇斯底里地大發作，向共產黨發射毒箭，阻撓和破壞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

(一)關于國共談判)一九四五年八月，由于抗戰勝利迅速降臨，出現了美蔣和中共意想不到的局面。 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大片土地都將落入中共之手。 于是他們策劃了重慶談判。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三次到重慶談判，試圖為了換取國民黨政府中的一些席位，向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為軍事破壞的準備共同爭取時間。

根據當時沒有公開的相關文件，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意識到當時無力與國民黨爭奪中國政權，打算學習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的榜樣，接受國民黨的建議，交出軍隊和解放區參加國民黨政府，但解放區人民已經取得了的權利 所以中共中央決策派毛澤東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提出了中共的條件。 而且在軍事上也做好了自己的準備，不打算無條件投降。

但是，托派在抗戰結束時，構成了革命前夕的局勢，本來可以奪取全國政權，但共產黨認為不奪取，指責中共接受重慶談判反映了農民斗爭的反動性，是中共領導政綱上的錯誤，維護莫斯科的利益和中共高層的地位。 面對談判桌上的斗爭和隨后的舊政協、國民大會問題的爭論，他們攻擊中國共產黨只重視政府改組、軍隊比例等問題，即只重視官職分配問題、槍支問題、地盤問題，政協成了贓物會。 而且，他們還開出了舊處方，認為只有有產生了全權真正民主主義的國民代表大會，才能很好地處理這些問題。 話說回來，托派還夢想著在他們的國民會議綱領中插手國共兩黨的斗爭，參與處理國家根本問題，排擠國共兩黨，讓他們托派收拾殘局。

(二)對解放區軍民的自衛反擊戰爭)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在和共產黨談判。 另外，在他們認為有利的地區，向解放區發動了幾次大規模攻擊，企圖奪取勝利的果實，迫使共產黨在談判桌上服從。 解放區軍民英勇自衛，堅決反擊，擊退了他們的挑釁。 毛澤東主席發表了幾次講話和文案，指出自衛戰爭的正義性，譴責蔣介石挑起內戰。

但是，托派在機關報上接連發表文案，攻擊了中共的角度，特別是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 他們站在虛偽的中立與和平主義的角度，不區分挑釁與自衛，不區分正義與非正義、革命與反革命，各打五十板，無論說什么都站在人民的觀點與角度，無論內戰雙方多么以自我為中心，&hellip； &hellip； 結果，暴露出彼此口無遮攔，形成了“上層阿訇交錯，下層血肉橫飛”的現局。 人民經過抗戰，已經痛苦不堪。 &hellip； &hellip； 但是，殘酷的現實讓他們再次陷入戰禍！ 以前的犧牲是為了民族獨立，現在變成炮火在干什么？ 然后，他們轉換矛頭，以毛澤東的談話為先，不告什么狀，不告他先出兵，先遣將說:“內戰的責任，決不是哪里的先進兵，而是哪邊先打第一發； 戰爭只會加強人民的痛苦。 加深矛盾的嚴重性。 歷史上，沒有因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改變社會結構。 他們為了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公開發行刊物，表面上攻擊國共雙方，實際上是向國民黨發牢騷，大力協助，暗中勾結國民黨。 國民行政院長孫科非常贊賞彭述的《求真》和《青年與女性》雜志。 他經常對部下說，必須從《求真》和《青年與女性》中學習雜志的運營方法。 他顯然認為國民黨的新聞反共太露骨，沒有欺騙性。 他從南京到上海，一坐飛機，第一句話經常被問到《求真》是不是出版了，他必須看。 彭述之對此感到自豪，這甚至是少數派也感到恥辱。

(三)內戰和解放戰爭)由于政治談判沒有達到目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爆發了全面內戰。

對于這場戰爭，托派兩派一律譴責為美蘇之爭、國共之間的私人斗爭和混戰。 少數派更是資產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斗爭，中共方面認為是進步的，但不是革命的。 所以，這樣的戰爭沒有出路，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中國。 成為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第二，或者蘇聯殖民地波蘭第二。

出口在哪里？ 少數派領導人、香港托派組織負責人李振聲說:“從根本上說，中共必須改變其一切基本角度，必須拋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放棄與‘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政策&hellip； &hellip； 在革命這個社會主義的名義下，進行深刻的社會革命。 鄭超麟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拋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所以他提出了更徹底的方法，派遣了他們領導的城市工人運動，瓦解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戰爭。 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寄托在中共身上。 那是可憐而錯誤的幻想。 讓無產階級參加解放戰爭，把進步戰爭變成革命戰爭，這是幻想。 只有在帶來有利于城市工人運動的客觀情況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分化得到了促進，下層左傾的群眾推翻了上層保守的官僚，發生了內部革命。 因此，他宣布，我們的工作不是參加進步方面的內戰，也不是在“解放區”奔跑，而是留在城市為無產階級革命做準備。 并且要求人們不應該寄希望于城市革命，寄希望于中共的勝利。

多數派也唱著這種腔調，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誰也不會勝利，無論是在“解放區”還是在非解放區的人民，誰也不愿為這種沒有出路的內戰而犧牲。 來受苦，流血了。 中國共產黨實施了“解放區”的某種改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但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劉邦的時代，不能再在鄉村征服城市了。 &hellip； &hellip； 要實現其改良的理想，只能是幻想。 為此，他們主張國共雙方立即停戰，等待托派提出的國民會議后做出判決。 如果那方面不愿意在停戰中或停戰中重復攻擊的話，&hellip； &hellip； 受到國民會議的懲罰。 他們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內戰的決議》甚至號召解放區的托派毫不猶豫地參加農民斗爭，藉此揭露了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和背叛，推翻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刺激了城市工人，使工人和農民共同干涉了歷史進程。

(四)關于城市革命運動的興起)內戰爆發后，共產黨正在進行解放戰爭。 然后，在城市開辟了第二條戰線，掀起了反內戰反獨裁民主運動的高潮。 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爆發五萬人的反內戰、和平斗爭大示威，隨后派代表到南京請愿，被國民黨鎮壓，發生下關慘案。 十一、十二月，上海數千名攤販反對當局迫害，舉行兩次請愿示威，與警方搏斗，形成全市反蔣群眾運動。 12月，北平又發生了抗議美軍強奸中國女大學生的大規模學生運動。 一九四七年五月，各大城市爆發了規模更大、更長的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斗爭。

把這些城市斗爭托付給派對，并大肆復制，一邊攻擊共產黨，一邊直接進行干擾和破壞。

首先，他們認為這是他們沉寂20年的城市群眾斗爭的興起，是中國真正革命運動的復興，表明了他們派系路線的正確。 但是，過去之所以為城市斗爭保持沉默，除了統治階級的壓迫太大以外，還是共產黨路線的錯誤造成的。 只能看到武裝斗爭的一種方法和政治協商方法(也有武裝力量支撐)，看不到城市群眾斗爭的方法，也不知道中國革命&Hellilii &hellip； 應該以城市廣泛的群眾斗爭為主力。

托派是個十足的唯心主義者，他們的推廣可以隨心所欲，完全不受客觀實際的檢驗。

眾所周知，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被迫以后自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但沒有放棄城市斗爭。 城鄉斗爭是相互支援的。 由于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城市斗爭失敗，組織破壞嚴重，但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以后，中國共產黨和周邊組織得到恢復和迅速發展，城市斗爭走上正軌，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帶來了許多干部、物資、物資、解放戰爭， 無數革命烈士在這條戰線上獻出了生命。 所以，從表面上看，中國民主革命以農村武裝斗爭的形式為主，實際上是城鄉共同斗爭的結晶。

解放戰爭時期的城市群眾斗爭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即南系地下黨和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即北系地下黨領導的，是有計劃、有指導、有覺悟地進行的，決不是自發的。

吹二十多年來沒有離開過城市工人階級的托派，在機關報上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吹國民會議，沒有一場實際的斗爭。 現在共產黨開始了，他們來爭奪領導權，阻撓和破壞運動。 托派也參加了上海一九四六年六月五十三團體的反內戰與和平大示威。 他們建議，在運動中參加運動的群眾團體，按照人數比例選出代表，組織超黨派、統一、集中、民主的機構，以此指導反內戰民主的一切斗爭。

很明顯，這是企圖改變他們國民會議主張，偷偷推入大眾的托派，當然受到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抵制。

當時共產黨的方針是城市斗爭服從和協助解放戰爭，托派在這里鼓勵城市斗爭而不是解放戰爭。

面對共產黨領導的反內戰、反饑餓和反迫害運動，托派正在為進一步破壞而竭盡全力。 荒謬運動由資產階級政治家領導，最終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妥協分肥。 為此，他們警告了青年。 不要相信成千上萬的共產黨走革命捷徑，應該背叛共產黨的聯合政府。 你們中心的政治口號不是幻想的聯合政府，而是選舉全權國民會議只會帶來和平、大米、土地、自由。

(五)關于共產軍在戰爭中主動放棄一點城市的策略:從內戰一開始，國民黨軍就向解放區發起了全面進攻。 共產黨軍隊實行毛澤東規定的集中特色兵力，每一個殲滅敵人的方針，都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首要目標，不以保守和奪取地方為首要目標。 所以，到1946年10月，國民黨以重大代價換取一百零五個城市，于11月占領了解放區重鎮張家口。 蔣介石宣布立即召開國大，制定憲法。

托派在國民大會擬訂大規模文案的同時，面對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失敗幸災樂禍，為美蔣辯護。 事實上，由于共軍丟了包袱，在軍事上可以機動地增加越來越多的兵力，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從而更靈活地大量消滅敵人。 在政治上，蔣介石反復內戰獨裁，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當他召開國民大會時，民盟等中間勢力站在中共進行了抵抗。

一九四七年三月，放棄延安，是共產黨粉碎國民黨要點進攻，走向全國勝利的重要步驟。 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軍事家之雄，親自指揮延安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兩派都認為這是共產黨軍事上的巨大失敗，是團結一致投擲的軍事冒險的結果。

更可笑的是，他們又在延安失守開始了大文案，探討中共的政治。 他們認為這在軍事上意義不大，在政治上和革命政策上意義都相當重大，是中共一貫走錯誤政治路線的必然結果，數出了中共歷史上的所謂錯誤，最后斷言。 沒有城市工人斗爭，內戰中中共的規模和力量受到限制。 僅限于農民游擊戰爭，不能占領和維持城市據點，也不能對國民黨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必須縮小那個區域。 延長的話，最多可以維持與蘇、蒙直接相關的地方。

(六)共產黨土地政策的轉變:抗戰時期，共產黨從土地革命政策變為減收減收政策，但托派以此為重要證據，指責共產黨向國民黨屈服、投降，罵了八年。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解放區農村清算反動地主、減少租賃的過程中，農民進一步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決定將雙重減產政策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農民的政策。 第二天10月10日，解放戰爭達到歷史轉折點，由戰術防御變為全面戰術進攻，共產黨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推翻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要求進一步深入土地改革普遍落實，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充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動員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支援革命戰爭。 中共中央當天發表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取消封建和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土地的土地制度。 并且，鑒別革命的民主性質，保護農村的資本主義成分，不接觸富農的工商業。 因為不是沒收土地回國，所以也不會阻止農民土地買賣、出租、抵押。

根據現實情況，決定實務方針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大體。 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及時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熟，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支持，很快在農村掀起了猛烈的土地革命群眾運動。 翻身的農民群眾在生產熱情空面前高漲，革命意識也高漲，出現了參軍支援革命戰爭的熱潮。 甚至中間派的人都對共產黨土地政策的轉變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但是，托派又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他們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不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的，所以不僅不完整，而且經常動搖，左右為難，&hellip； &hellip； 藪只會沒收舊地主的土地，并承認新地主的所有權利，作為他想和大資產階級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 根據江西時代后的歷史經驗，&hellip； &hellip； 此次土地法大綱也很可能成為將來尋求合作的犧牲品。 少數派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轉變”&hellip； &hellip； 由于是中國共產黨對莫斯科外交攻勢的適應，它將揭露虛偽、易變、不可靠的中國共產黨土地法令的實質富農性:堅決站在貧農雇農的立場上，反對土地的自由買賣、抵押、出租云云。

(七)關于共產黨的城市工商業政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二十三條口號，表明共產黨取得全國性勝利時的政策。 其中關于城市工商業政策，強調公私兼顧、尊師愛弟、保護公私公司、遵守勞動紀律、勞資兩利、快速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等。 這是為革命還是民主、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好處而制定的政策，對于在社會大變動中，防止生產力大破壞，維持人民正常生活，具有重大意義，有利于國家經濟民生，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 但是，又受到了托派的一連串譴責。

鄭超麟發表文章《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勝利和中國工人階級》說，在這樣的綱領下，中國工人只有犧牲，和舊政府下通常的犧牲一樣。 對于沒有提到勞動者管理或監督生產的權利，沒有提到按照生活指數發放工資制的所有生產，不承認勞動者罷工的權利，&hellip； &hellip； 畢竟，如果只是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即建立生產第一、勞資兩利、尊師愛徒的制度，無產階級就不是指導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在民主革命中為資產階級盡苦力。

(八)共產黨的全國勝利(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在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前，共產軍的戰術進攻相繼勝利，消滅了敵人一百五十兩萬多人，解放了石家莊、洛陽、四平街等一百六十四個城市。 人民群眾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的普遍認識。

但是，托派站出來批判了這個看法。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多數派中央黨委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形勢。 彭述之和劉家良不要忘記，國民黨有美援支持，中國共產黨絕對不可能在軍事上完全摧毀國民黨。 政治上，共產黨擁有武裝力量，但在國民黨區域內，還沒有很大的影響，認為是在城市無產階級之中。 也沒有基礎。 因此，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沒有奪取政權的可能性。 充其量就像俄羅斯二月革命后的社會革命黨一樣，最后自愿隸屬于資產階級，相反反對無產階級。 他們此時還顛倒黑白，把中國共產黨的優點說成弱點，妄斷共產黨的真正弱點是占領農村，其武裝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農村經濟基礎上的。 但是在現代社會經濟條件下，農村依賴城市，無論在經濟、政治、交通、軍事上，城市都是中心，足以左右農村。 所以，誰占有重要的城市，誰就是全國的主人。 希圖基于農村奪取城市，就注定了它不能有真正的未來。

但是，到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共產軍戰勝三大戰役，百萬雄勝馬長江，奪取濟南、長春、沈陽、天津、北京、徐州、鄭州、開封等北方所有大城市后，托派怎么說呢？

他們必須承認共產黨的軍事勝利，奪取全國政權，但中國共產黨勝利的首要原因是對方的腐敗和無能，以及與蘇聯的有力軍事援助。 而且，在政治上，他們進一步攻擊共產黨大倒退，保障陷入最危險泥潭的中國共產黨工商業財產的政策，在城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之間，將遭到無可奈何的破產。 &hellip； &hellip； 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 而且，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只能促進和加速美帝反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拖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hellip； &hellip； 中國人民將會犧牲成千上萬人。 因此，他們煽動中國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的民眾，要求國共立刻停止戰爭。

停戰是什么意思？ 就是阻止解放軍渡江作戰。 當時有這個要求的首先是美國蔣方，國民黨得到養傷的機會后，在一天早上撲過來掐死了革命。

根據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又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 當時，隨著共產軍隊勝利的擴大，許多地主、資本家、國民黨軍政人員，看到大勢所趨，紛紛中立或反叛。 而且，新解放區的群眾組織需要一個過程，另外，考慮到戰爭支援的合理負擔，要讓地主富農負擔大部分公共糧食，讓貧農雇農在戰爭勝利中取得經濟實力。 為此，共軍攻占濟南、石家莊等大城市后，在中共中央急電各地，新區暫時不實行土地改革，充分利用抗戰時期的經驗，不區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浮財等，重新實行了減薪減息政策。

托派對此又相繼發表宣言，攻擊中共，破壞共軍進軍江南。

少數派必須發表所謂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告示民眾書”(謄寫版傳單)，攻擊中共實行勞資兩利而不是階級斗爭、與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合作的聯合政府。 保護地主和富農的土地，而不是土地革命&hellip； &hellip； 。 這樣的妥協政策，讓我們貧農用數百萬頭換來的軍事勝利化為泡影，&hellip； &hellip； 不能拯救我們的貧困。 為此，他們挑釁工人、貧農、兵丁和一切勞動群眾，反對中共的領導路線，獨立組織，獨立思考問題，獨立決策，獨立發揮自己的力量，迅速突破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多數派發表了所謂的《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時局宣言)》副本)，自嘆城市工人階級，沒有像托派想象的那樣起來干涉解放戰爭。 說中共的反動政策才造成了城市工人對今天農民軍事勝利的冷漠、迷茫、懷疑、麻木的態度。 從未引起解放軍占領城市(濟南到天津)城市工人的熱烈響應。 這個刺目的事實，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在三次暴動中迎來北伐軍熱烈態度形成了可悲的對比！

其實，據他們說，中共中央考慮到敵我力量，解放軍已經擁有解放城市、減少城市革命力量不必要的犧牲的力量，不需要進行大革命時的武裝起義協助城市解放，而是進行反政府運動、工廠保護、商店保護、學校保護等保護其他重要設施， 這本來就是中國革命的優勢和優點，但對于教條頑癥患者托派來說，這是無法理解的。

本文：《“中國托派對于解放戰爭的錯誤評估”》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