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嚴辦幾個,殺幾個,判刑幾個,同時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作者:田亮
本文為希望摘錄智庫的書,摘自《影響很大:中國領導人風云錄》
2019年4月10日是陳云同志逝世24周年。
陳云的一大特點是跨越國界,他在黨建、經濟等許多方面對新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抗戰時期,陳云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黨員人數從3萬迅速發展到121萬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并稱為五大書記,他指揮全國財政經濟實務,迅速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穩定金融物價,主持制定和執行前五年計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帶頭解決了劉少奇事件等諸多冤案,還培養了德才兼備的青年干部。 另外,還擔任了9年的中央紀委書記。 被譽為新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創始人和創始人。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庫叔與庫友分享了庫友關于開展紀檢工作打擊腐敗的文案,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走過的困難和輝煌。
陳云與黨的紀檢工作有著不解之緣。
早在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以李維漢為書記的黨務委員會(主管紀律實務)中,陳云就是重要成員。 1937年至1944年,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此期間,中央黨務委員會由中央組織部托管。 陳云經常直接聽取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解決。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負責全國的經濟工作,但很在意黨的紀律檢查工作。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建中央紀委,選出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的100名中央紀委委員。

照片是1951年10月25日,陳云在全國政協第一期三次會議上報告的)
1982年1月5日,新年剛過,很多人還沉浸在告別舊年的喜悅中。 此時,中紀委向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提出“信訪簡報”,反映廣東省部分地方走私活動活躍,少數領導干部率先走私。 比如廣州電信局黨委書記王維經,自1978年以來,利用職權之便,向港商、港澳同胞及親屬購買外匯,購買彩電、錄音機等高檔商品,并被其愛人兩次轉手到山東煙臺地區,暴利1.78萬多元&hellip …

陳云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第一書記,他的秘書朱佳木對記者說:“陳云同志總是很冷靜,但他在看了簡報后改變了常態,很生氣。 他呼喚著我,我看到他滿臉通紅,屏住呼吸,非常興奮。
他指著簡報對我說。 ‘ 這樣下去,不出幾年我們就要滅黨了! 告訴王鶴壽同志(當時的中央紀委副書記),嚴陣以待,殺幾個人可以拯救一大批人。 說話的時候拍了桌子。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干脆,我來批評一下吧。 之后,陳云在本期《信訪簡報》第一頁的右側空白色地方,我主張嚴厲處理一些,殺一些,判幾刑,同時登報。 不這樣的話黨風就不能整頓。

簡報會由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轉播閱讀后,他們同意了陳云的指示。 鄧小平又在陳云的指示語旁邊寫了雷風行,抓住八個字不放。 6天后,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將王鶴壽等立即派往廣東、福建、浙江、云南等省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采取緊急應對措施。

改革開放初期的腐敗活動具有時代特征,陳云多年來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但深知黨的事業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易,也不可輕易被葬送。 在他的領導下,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主犯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被槍斃,其他重大腐敗案件也相繼被查處,開創了新時期黨的紀檢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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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猖獗,堅決予以打擊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行業違法亂紀行為,特別是走私走私活動的嚴重性,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令人瞠目。 在走私活動盛行的汕尾市海豐縣,出現了工人不工作、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在公路沿線和街頭小巷販賣走私物品的現象。

反映了當時很多干部群眾看不見包公,看到包包包包包我。 海瑞不見了,只剩下海盜了。 有些領導干部容忍包庇,一些集體或國營企事業單位,甚至國家機關、執法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參加走私販賣私化活動。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張曙說。

1979年,海關等調查的走私品在汕尾町堆積如山。 當時的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經常去汕尾町,以視察的名義將大量的通緝物資據為己有。 累計帶走了手表263只,收錄機17臺,電視機1臺,電風扇2臺等。 嘗到味道后,他的膽量越來越大,接受了香港商人的大量電視、收錄機、冰箱等,開始入手并出售。

例如,1979年秋天,海豐縣的播音員向王仲發送了17英寸黑白電視。 為此,他回香港探親的報告很早就被批準了。 不久,海豐縣的一位教師送給王仲彩色電視機和收錄機作為禮物,其家屬5人去港口的要求也順利得到了批準。
根據法院認定,王仲利用職權侵吞私人財物,受賄、受賄總額達6萬9000多元。 這個數字相當于當時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資收入。 他還允許妻子、孩子參加犯罪活動,在私人物品市場出售貪污受賄所得。 受他的默許和影響,形成了海豐縣部分干部和管理者濫捕私貨的風潮,全縣走私經銷商一時泛濫,成為知名的私貨市場,被嘲笑為遠東國際市場。

根據該雜志的回憶,陳云多次聽取事件報告,并派遣王鶴壽到海豐督察。 張曙說。 當時,王仲是老同志,1947年參加解放軍入黨,為黨做出了一點貢獻,所以被認為應該輕而易舉地解決。 但是,當時擔任檢察機關法的陳云認為,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一個地區發生了這樣嚴重的情況,王仲確實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如果不按照黨紀國法處罰,將打擊我們的經濟行業的嚴重犯罪斗爭。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處死刑,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位被槍斃的縣委書記。 當時的中央紀委第五檢查室主任張岷說,“”當時的反響震撼全國,一發簡報,全國人民應該都說這是真的。 同年9月18日,海豐縣委副書記葉母坎也因巨額走私罪被判處死刑。 8個月來,一位縣正副書記相繼被處決,表明黨中央和陳云本人反腐斗爭的決心。 張曙說。

另外,廣州電信局黨委書記王維經于1982年2月1日被捕后被開除黨籍,取消黨內職務。 原潮陽縣委常委周勤增,直接參加走私貪污分贓,被開除黨籍。 經過持續努力,大規模走私活動初步制止,公開銷售走私物品的市場被取締,東南沿海走私猖獗的情況初步好轉。

1983年10月,陳云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大部分黨員不謀私利,但謀私利犯法,犯錯的黨員也絕非少數。 打擊經濟犯罪以來,被開除黨籍、受到黨紀處分的人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全國黨員總數的兩倍以上。 對于利用職權謀私利的人,如果不嚴厲打擊,不制止這種歪風邪氣,或者制止不了,就會損害黨的風氣,失去黨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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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成為老太紀委。 成為鐵紀委員會
1982年7月1日,總公司在新聞簡報中刊登了香港《快報》這篇題為反腐斗爭停滯的文案,給中央反腐工作潑了冷水。 據文案評論,中共只打了幾只蒼蠅,老虎一只也沒打。 似乎有做不下去的勢頭。 7月5日,陳云在文案中尖銳的詞句下劃線,批評該資料為黃克誠(當時中央紀委常務書記)和王鶴壽,指出對經濟犯罪案件必須嚴格處理,無論阻力有多大都必須處理。 7月中旬,中央紀委派出100多名司局級以上干部到各地,充實和加強辦案力度,直接參與解決大案要案。

陳云重視的另一個事件是化工部副部長楊義邦事件。 楊義邦在未明確香港某紙張企業實力的情況下,與該企業負責人柯先生簽訂了6億美元的貸款備忘錄,并要求柯先生以北京燕山石化企業顧問的名義,允許柯先生作為我國大公司的代理人在國際上進行詐騙,在我國的國際信用上大為

此外,楊義邦違反國家保密規定,委托柯某投遞我國內部信件。 并且,北京的一家企業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將塑料原料銷售給科氏的香港企業,指定科氏可以獲利75萬美元。
歐洲一家銀行感到,中國政府一位副部長不經由中國大使館和銀行,而是通過不知名的港商談判巨款,這是難以理解的怪事。
朱佳木回憶說,中央紀委工作人員在調查這位副部長的案件時,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因此陳云同志不得不親自和領導談話。 有一天晚上,我去陳云同志辦公室報告工作,時間已經很晚了,他拿起電話,讓總機通過中央負責同志,說這個事件一定要做好,否則黨風不好,不能向幾百萬烈士和千萬受害者說明 他說,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但越是開放的地方,越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必須‘ 金剛石鉆頭的。

1982年2月1日,中央紀委對楊義邦黨內給予嚴厲警告處分。 2月22日,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顧問的劉瀾滄江就此事致函鄧小平、陳云、胡耀邦,認為解決得太輕。 2月24日,陳云一看到劉瀾濤的來信,馬上指示,此案書記員討論了兩次,不作出決定,我就不退,紀委作出決定。 參加書記處(討論)的一些同志很擔心,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害怕哪個負責同志不躺椅。 如果你講黨性,不怕他斜倚,不怕誰斜倚,就讓他側躺吧。

陳云的指示推動楊義邦重新解決,進一步核實資料后,7月22日,中央紀委征得中央書記處同意,建議楊義邦給予留黨兩年的視察和取消黨內所有職務的處分,取消黨外各種職務。 8月11日,國務院決定撤銷楊義邦化學工業部副部長職務。 這是改革開放后因經濟問題被撤職的最高級別官員,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被檢舉的第一只省部級老虎。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陳云再次當選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 黨的十二大之后,陳云同志對我說。 十二大有人提出意見,認為中央紀委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上很果斷,但在解決現實事件上還有點薄弱。 要告訴黃克誠、王鶴壽同志,對涉及領導干部的事件必須大膽地做,紀委要求‘ 老婦紀委、‘ 鐵紀委員會。 朱佳木說。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許多人認為黨政機關干部也應該盡快富裕起來。 一些黨員干部和黨政機關進行權力和金錢交易,吃喝嫖賭十分流行,經濟必須搞活,紀律必須放松等歪風邪氣。 1984年10月17日,陳云在中央紀委常務委員會提交的《關于加強紀律檢查工作,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報告中指出,黨性大體上與黨的紀律不存在‘ 捆綁的問題。 如果沒有好的黨風,改革就做不好。 共產黨無論是地下黨時代還是執政時代,都要隨時重復黨的紀律。

那個時候,發生了中央紀委辦公室人員受到打擊而遭到報復的現象。 陳云特意讓朱佳木向中央紀委年輕人送話,讓他們平時觀察安全,但堅決不可妥協。 對這場斗爭的困難,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他說:“‘ 抓住這件事是我的責任,我不管誰管? 我打算讓別人開黑槍,傷孩子折孫子。 他要我告訴他的孩子,出門要注意安全,我也要注意。 我轉身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把我叫了回來加了一句。 ‘ 你的戀人也需要注意。 朱佳木想起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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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子女不可以做生意
20世紀80年代,領導干部子女出國留學,被稱為自費,為外商贊助。 朱佳木說:“中央紀委把相關反映發給陳云看,但他總是親自出面,給這些領導人寫信,指出這是行不通的。 因為我們‘ 因為自費辦不到,所以孩子‘ 自費出國,出門的叫回來。

1983年2月13日,陳云邀請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烈士的孩子瞿獨伊、蔡尼等,在自己的住所召開春節座談會。 他深情地說。 “你們的父親是我們黨的親人,我們民族的親人。 新中國是與他們數以千萬計的先烈用生命交換的。 他在談話中鼓勵大家要像父輩一樣處處從黨的利益出發,珍惜黨和國家出現的好形勢。 但是,他真摯的教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聽到的。

小生意人干部子女和違法分子、不法商人互相勾結,互相利用。
1985年3月,王鶴壽致信陳云,建議地師、司局級以上干部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允許商業、公司運營,需要全部退出已參與。 4月3日,陳云指出,只有作出確定的決定,中央才能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的生意、公司運營問題。 否則,迅速發展,黨的肌體、黨群關系必將受損,好轉的黨風也將受到影響,改革也難以順利進行。 應該退出干部子女的范圍,是否應該再擴大一點。

當天,鄧小平對陳云的指示表示:“我贊成。 必須盡早做出決定”。 5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禁止領導干部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縣、團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子女、配偶,為處理國營、集體、中外合資公司、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領域的工作人員除外。

1981年至1984年間,胡曉陽、陳小蒙等高干部子弟經常團結起來,以協助舞蹈、調職等名義,組團、單獨進行強奸、猥褻等犯罪活動,輪奸、強奸了數十名女性。 這一伙罪犯犯罪特別嚴重,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極大。
中央對這個事件的態度非常確定:無論任何人,都要依法解決,一罰百戒。 胡耀邦指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激怒平民。” 198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鄧小平說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略殺,目前總成績不俗。 陳云插入“殺死一億百”。 殺一點就能拯救大批干部。 1986年2月1日,胡曉陽、陳小蒙等3人被判死刑,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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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風問題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
陳云在擔任中央紀委期間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這一階段中國紀監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在我國反腐歷程中被譽為黃金時代。
1979年1月4日,中央紀委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主任楊明偉告訴筆者,中央紀委一次全會共召開了18天。 這樣長期以來,必須編寫和討論中央紀委文件——《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任務、職權范圍、機構設置的規定》這兩個重要文件。 另一個是全黨的文件,即《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一些準則》(以下簡稱《準則》)。 陳云提出了中央紀委的基本任務: 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

會議處理的《準則》是關于黨建長期性和戰術性的文件,因此在組織編制和討論過程中要慎重。 對《準則》起草過程中遇到的重要問題,陳云親自核查,多次批示起草工作。 楊明偉說,起草《準則》的首要依據是黨在長時間的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整套黨內政治生活準則。 例如,黨的各級組織要實行集體領導,一言為定地反對; 所有政治家要發揚講真話、不能說謊的黨內民主,必須多次聽取發言者無罪、發言者責備; 等等。 將這些規范形成黨內法律,是搞好黨風的根據。

陳云對孩子說。 “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提出問題后,經常聽到相反的意見。 有一次,毛主席自己聽不到相反的意見而焦急,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反駁自己的意見。
楊明偉1980年11月在中央紀委舉行的第三次《準則》座談會貫徹期間,陳云提出了震撼黨內外的命題。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于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S2 ) )這個命題一提出,立即成為全黨的座右銘。 李永忠在筆者采訪中表示,這一論斷的提出是陳云最大的理論貢獻,中央領導人至今仍在提及。 陳云主張全黨抓黨風,不僅與紀委不同,也與習主席提出的黨委要承擔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有所不同。

陳云改革了紀委的領導體制。 重建中央紀委后,沿用了以前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的模式,但很快發現了其弊端。 在一些地方,紀委要求地方干部不調查也不報告違紀問題。 1980年,陳云提出,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下,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地方各級紀委任免要征求上級紀委意見。 提案很快得到中央的批準,紀委的工作很快就會進入良性軌道。

1982年9月,陳云在中央紀委全體會議上強調,要繼續建立和健全黨的紀律檢查部門。 縣以上機關黨委對過去未建立紀律檢查機制的,應當盡快建立。 已經確立了,有些必須加強力量。 通常,在沒有紀律檢查委員會或紀律檢查組的地方,必須有專職的紀律檢查干部。 在陳云的領導下,短短五年,全國縣級以上地區和機關的紀檢機構基本建立。 1987年底,紀檢機關總數達到9萬多人。

獻身于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還應該明確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觀。 這是1939年,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在《如何成為共產黨員》的報告中所說的話。 朱佳木向記者解釋了奮斗是什么:根據聽到陳云報告的老同志們的回憶,他當時用自己家鄉的話打了個比方,這個‘ 底是‘ 辮子是‘ 一看到棺材,就是生命結束的時候。
本文:《“陳云:嚴辦幾個,殺幾個,判刑幾個,同時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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