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后方為中心的考察

盧溝橋事件標志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毛澤東指出，之后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奪取抗戰勝利。 動員一切力量，不僅包括國內一切力量，也包括國際上對我們有利的各種力量和積極因素。 因為中國已經和世界緊密合作一體化，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孤立。 這需要引起世界的觀察，加強對外推進以懲罰日本法西斯主義。

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關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同志和領導機關的存在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巨大影響，要求我們黨采取統一對外普及、慎重處事的態度。 因此，通過對外推進樹立中共良好的國際形象，成為奪取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必然要求。 重點探討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這一特殊地區在戰時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構建中所起的作用和發揮的具體作用。

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世界各國中，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更大的謎團、更混亂的傳說了吧。 這句話的形象反映了當時中共在國際上，特別是西方社會的形象實際情況。

國際形象的塑造依賴于國際上相當數量的社會公眾對中共的了解和認識。 其實，中共建立后的一段時間里，在北洋軍閥的殘暴統治下，只能處于秘密狀態。 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但共產國際不能公開推進和報道中共。 因為那無異于揭露中共。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具有一定的公開性，國內影響也逐漸擴大，但當時國共合作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的，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制約了中共國際形象的構建。

1919年至1927年間，蘇聯《蘇俄》關于中國革命的90多篇文章中，標題中有中共、中國共產黨等文字的文案只有3篇，文案中涉及中共的也多是自1927年4月蔣介石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 蘇聯(俄羅斯)尚且如此，更何況英美等西方國家。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在國民黨統治區長期處于秘密狀態，從事地下斗爭。 由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大多位于幾省邊界偏遠的農村和山區，被國民黨包圍，中國共產黨與外界聯系，特別是與國外的聯系極為不便，只能通過電臺旋轉、派人報到等方式與蘇聯方面聯系，蘇聯對中共的報道寥寥無幾

正如1934年蘇聯外國勞動者出版社出版的包含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等4篇復印件的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一樣，相關書籍和報道對推動中國蘇維埃運動發揮了重要意義。 1927年至1937年間，蘇聯《真理報》刊登了《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司令朱德》、《方志敏中國人民的英雄》、《中國紅軍的英勇進軍》、《中國蘇聯的新勝利》等報道。 美國記者斯托雷關于1927年至1932年中國工農紅軍情況的書《中國紅軍在前進》也在蘇聯出版。 但是，蘇聯和英美處于意識形態對立的狀態，中共在這些報道和書籍中的形象，與英美國民所認識的相距甚遠。

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海外也有自己的報紙，以《先鋒報紙》和《救國時報》為代表。 這兩家報紙的受眾首先是位于當地社會中下層的華人華僑，文案首先是推進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包括中國各黨派的抗日主張，揭露了日軍的侵略罪行，在西半球華僑愛國反帝兩方面被譽為鮮明的輿論旗幟。 但是，當時華人華僑在居住國的人口占有率不高，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對華人華僑的影響不容易轉化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認識。

國際社會對這一時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封鎖使得中國的外國記者和官員很難獲得關于中共的第一手資料，有關中共的信息大多來自國民黨方面。 由于當時兩黨的對立，中共被嚴重妖魔化，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 例如，在美國學者佩法、阿本德等書中，經常出現對中共的不實和中傷的言論。 美國學者舒婷指出，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報道大部分來自二手材料，充滿敵意。 當時也有一些外國人與中共接觸談到，有關書籍在描寫方面很有吸引力，但每當遇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等問題時，總是沒有啟發性。

綜上所述，由于國民黨的全面封鎖和輿論控制，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在英美等國的社會公眾中的認知度不高，其形象在許多記述中被歪曲和污染。 正如斯諾所說，英美國家的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留胡子的，是喝湯時咕嘟咕嘟的，還是書包里帶著土制炸彈的？ 這些情況表明，擴大普及，樹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是迫切需要應對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外普及事業。 大革命失敗后，由于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對外的推進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逐漸確定和深化了中共對擴大國際影響重要性的認識。 1936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發布第四號命令，指出為了加強對外聯系、推進、外交等，將特別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與中國外國記者等的接觸，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 1936年7月，斯諾抵達延安后，毛澤東多次與他交談。 文案涉及蘇聯政府的對外政策、對內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方針等問題。 1936年8月，為征集《長征記》稿件，毛澤東等人發出書信，指出出版《長征記》的目的是為了在國際上普及和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擴大紅軍的國際影響。

1937年2月，周恩來會見史特雷，向她傳播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主張，引起同情。 馬上給延安發電報，建議在紅軍中加強新政策的宣傳。 配備培訓接待人員隊伍的重要地區，方便美國記者參觀拍攝，擴大紅軍和蘇區的影響。 193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風暴特雷時指出，我們在尋找友軍，但中國決不能孤立。 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 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毀的危險。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更加重視加強對外推進以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 1937年10月，英國記者伯特蘭在采訪毛澤東時說，請告訴我八路軍的情況。 這是很多人在意的。 例如戰術戰略方面、政治方面等。 這許多人顯然把海外的人放在首位。 毛澤東還要求收集和表彰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事跡，指出其對外普及和內部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1939年3月，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干部大會上，在國際上也極其觀察了中國的問題，特別是觀察了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非常觀察游擊戰爭的迅速發展。 二是非常觀察中國共產黨在游擊隊地區的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否在游擊隊地區多次堅持到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是否侵犯了各國的利益，游擊隊地區是否能夠實際破壞敵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實施，從很大程度上來說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推進部成立國際推進委員會，親自向海外人士介紹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斗爭的事跡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情況。 之后，中共中央創辦了外語對外普及刊物《中國通訊》。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組織了海外實務委員會。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專門下發通知，察看敵后各地區部隊首長和推進機關，觀察指導和組織我軍對外推進工作。

隨后，周恩來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干部大會上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關于時局問題的報告中多次強調，對外推廣工作必須采取普及和取得的方針。 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抵達延安后，毛澤東多次會見他們。 他認為，英、美、蘇三國的主要記者還留在邊遠地區，他們對英、美、蘇的信息報道對我們有利。 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從國際統一作戰的高度下達了外交實務指示，對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文案、外交實務觀察的幾個事項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國際統一作戰政策的成功實施，將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增加很多便利。

中共中央對對外推進工作高度重視，對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構建有很高的房屋建設瓴的指導作用。 由于戰時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共國際形象的構建工作在大后方首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于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抗戰時期中共中央駐重慶，是指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就業的機構。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在構建中共國際形象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另一方面，提供豐富的原料。 國際形象構建的前提是讓國際社會理解這個主體的行為，需要提供全面而豐富的原料。 南方局非常重視辦好《本日報》和《大眾》周刊，畢竟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推進激勵工作最銳利的武器。 抗戰時期，這兩家大媒體逐一發揮公開發行的特點，刊登了大量介紹中共政策主張和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成績的新聞，成為大后方外國人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對于因國民黨信息控制而無法通過公開渠道發布的信息，南方局將作為小冊子印制發給外國記者、駐華使館人員和各國友好人士。 其中包括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關于聯合政府》等專門的小冊子。

此外，南方局的同志在與外籍人士談話時也提供了許多新聞。 例如，據美國記者白修德回憶，1941年1月，他回到重慶的第一周，對中國當時發生的大事(安徽省南部事變的引導者注)一無所知。 2月1日，他與周恩來談了幾個小時，深入細致地拆解，充分了解了事實。

另一方面，開辟廣闊的傳遞渠道。 抗戰時期局限于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沒有常設的駐外機構，如何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傳播新聞，是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建設工作面臨的實際課題。 南方局領導和工作人員與國外群眾廣泛接觸，用大量確鑿的事實和文案資料證明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內戰的陰謀，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中國團結抗戰，努力鞏固和迅速發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這些海外人士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一個是各國駐渝外交機構人員，要點是英美蘇駐華大使館人員。 抗戰時期，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赫爾利等保持密切關系，與卡爾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除大使館高層人員外，南方局還與許多中下層駐華官員保持聯系。 例如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范綺德、二秘戴維斯等。

二是大后方的外國記者，特別是英美記者，如斯萊特、斯特龍、斯諾、貝爾登、愛潑斯坦等，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構建的重要中介人。 南方局與他們大部分有聯系，有些聯系還非常密切，許多中國共產黨員相繼在美國情報機構工作。

三是來中國的外國政治家和朋友。 訪問重慶的外國政治家和朋友，南方局將根據情況設法接觸和交流。 美國特使居里、威爾基、印度國大黨領導人涅夫等來到重慶期間，周恩來、董必武、王炳南、陳家康等南方局同志乘機會談，介紹了中共的政策主張和國共關系等情況，與中共第一手材料產生了最直接的印象。 除了這些外國要人以外，我還有很多在戰時訪問和考察重慶的外國朋友。 例如，周恩來與隨國際援華醫療縱隊來到中國的羅馬尼亞醫生楊固見過三次面，也與美國作家海明威見過面。

四是讓海外華僑來渝。 中國在海外特別是東南亞有很多華僑，抗戰時期，以陳嘉庚為首的華僑積極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華僑來到重慶時，周恩來等南方局同志舉行歡迎會，或赴延安考察，將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業績和精神風貌傳達給了國外華僑。 有人這樣評價南方局在抗戰時期的對外工作，是中共從延安走向世界的平臺，也是世界認知中共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開拓的這些渠道中，大后方的外國記者，特別是英美記者，成為中國共產黨相關事跡和新聞傳播的重要中介者。 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一，國民黨封鎖造成的中國共產黨手中新聞的缺乏，引起了外國記者強烈的好奇心。 其二，抗戰時期，許多外國記者來到大后方，相應地傳到國外的新聞量增加；其三，外國記者的語言特點和外國網民心理的把握，有助于中國共產黨的相關事跡和新聞在海外的傳播；其四，中國的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的記者，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談判。 因此，大后方外國記者在抗戰時期中共國際形象的構建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通過各方面的努力，中國共產黨打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示了自身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真實面貌，其政策主張和英勇抗戰的事跡得到了國際社會相當程度的認同，被誤讀為抗戰缺乏中共國際形象的狀況得到改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

西方社會關于中共的正面報道大幅增加。 1940年12月，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等人的電報中指出，抗戰以來，英美記者推進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超過二三十種，對我們黨的信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發生了一點外交影響。 到了抗戰后期，英美記者傳播中共的報道和書籍越來越多。

1944年外國記者赴西北采訪后，在海外尤其是美國掀起了宣傳報道中國共產黨的旋風。 這是繼斯諾《西行漫記》之后對紅色中國最大規模的報道。 由于是來延長外國記者的報道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真相以及協助同盟國抗戰事業的重要地位將逐漸暴露給外國人。 據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官員陳克文介紹，美國記者斯坦最近考察了延安共產黨的割據區回來，因此說了幾句袒護共產黨的話。

1946年，出版了《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一書，該書集中刊登了22篇外國記者對中共及根據地的報道。 愛潑斯坦的《我看到的陜甘寧邊區》刊登在印度《政治家》日報上，斯坦的《遠東民主主義的種子》刊登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派西福拉斯的《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刊登在美國《民族》雜志上 當時駐美國大使魏道明在渝的外國情報記者去陜北后的報告中說，“美國引用者注”用得較多。

據統計，1938年至1952年間出版的外國記者關于舊解放區情況報道的中譯本共30多種，包括《西戰場的苦英雄》、《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回老家》、《西北特區庫克》 考慮到戰時中共書籍出版時間的推遲，僅1938年至1946年6月間的就達到25種。 這些書中，很多對中共有比較客觀積極的正面看法，并在海外廣泛流傳。 典型的斯諾一樣的《紅星照耀中國》，自1937年10月在倫敦戈蘭茨企業首次出版后，到當年11月發行了5版，極大地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 美國著名評論家李普曼指出，中國的敵后根據地受到世界好評，這與外國記者的報道無法區分。

對中共比較客觀積極的報道，必然會改善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 以美國為例，安徽省南部事變后不久，羅斯福總統作為特使派遣居里到中國。 在1941年2月與蔣介石的會晤中，居里提到了羅斯福對中共的評價。 中國的共產黨員好像和我等被稱為社會黨員沒什么區別，他等農民對女性和日本的態度值得稱贊。 這表明羅斯福對中共的正面印象，蔣介石在日記中認為，共黨對美朝野的普及很深，居里深受其影響，已經無可救藥。

1944年7、8月間，中美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派出兩組美軍注意組抵達延安。 他們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承認中國共產黨已經得到敵后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 正如戴維斯指出的那樣，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得到積極廣泛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 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的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的是人民的。 駐中國美國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1944年10月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對我的上司說:“你所領導的人們是中國的希望，也符合美國在世界這個地方的好處。”

相關的推廣報道和實地調查為海外人士注意國共兩黨提供了比較直觀的參照。 1943年6月，國民黨高級幕僚唐縱就美國總統特使居里訪問中國返回美國后的美國輿論和在華美國官員對國民黨的看法發表了評論。 據報道，居里回到美國后，我國有獨裁傾向，大軍留在西北，備戰內戰不應該抗日，不應該幫助國民黨，應該用攝像機援助中國共產黨。 居里思想左傾，認識到我國政府遠離民眾，對孔副院長、宋部長表示特別不滿。 現在，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史蒂夫·威將軍對中國也沒有好感。 也就是說，前軍事代表團團長馬古德回到美國后，對中國的言論非常不利。 也就是說，駐華大使詹森、高茲等，都是如此。 大部分外國人對中國沒有好的批評。 唐縱文的我國和中國實際上指的是國民黨統治的大后方。

后方的外國記者和許多外國官員一般對國民黨好感不好。 國民黨方面并不是沒有充分投資在國外普及，根本原因在于國民黨錯誤的政策和腐敗機構，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后根據地又提供了強大的參照系:后方的黑暗和根據地的光明、后方的頹廢和根據地的生機勃勃等。 鑒于后方高官的奢侈，人民不閑談。 國軍雖然擁有先進的美援武器，但在戰場上飛行著數千公里的距離。 中共盡管武器落后，但仍果敢作戰。 這自然使后方外國人耳目一新，振奮人心，對中共褒貶不一。

中共加強了對外推廣和海外人士對中共關系事跡和新聞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構建和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本著自身的政治主張、堅定的意志和榜樣行事， 內外相互作用，相輔相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政治報告中總結抗日戰爭經驗時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中國共產黨人不會成為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形象決不是由空產生的。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多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斗爭和偉大成就，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的構建只能是海市蜃樓，無論如何也無法構建。 普及是中國共產黨構建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但如果沒有實際的功績，普及最終將一無是處。 《本日報》、《大眾》等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刊能夠為國內外網民提供充足的原料，根本上在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巨大成績。

毛澤東在會見赫爾利時表示，解放區為什么這么大，這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斗的結果。 葉劍英在會見國內外記者團時也指出，正是有了這些敵后戰場，才拯救了中國不被日寇毀滅。

因為，無論是記者團還是注意組，他們對中共的贊揚都是基于自己所見而得到的。 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是中國共產黨成功構建國際形象的真正基礎。 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積極有力的外部支持。

作者洪富忠，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資料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6期

本文：《“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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