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編者按】本文摘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日前錄制的在線授課復印件。

在我國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事業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也出現了四次較為嚴重的危機。 本文再現了這四次危機，總結出一個教訓以預防為主。 強調預防必須主要落實在具體的政策措施上，落實在人員和資金的配置上。

新中國成立以來，以預防為主始終是我國衛生工作的最重要方針。 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已經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互聯網，包括四級國家衛生防疫體制(中央、省、地市、縣)和三級基層醫療預防保健網)縣、公社、大隊)。 我國衛生防疫事業也由此取得了突出的、舉世聞名的成就。

例如，建國前30年，我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的發病率、死亡率迅速大幅下降。 同期，我國人均預期壽命處于快速提高期，從建國前的不滿35歲上升到69歲，增加34歲，年均增長率達到1.1歲。 研究表明，這期間疾病防控對提高預期壽命的貢獻率接近80%，剩下的20%是診療醫生的貢獻。

顯然，執行以預防為主的衛生實務方針是取得這些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我國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工作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四次較為嚴重的危機。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958-1961年之間。

表明防疫站相對數量持續下降的首要原因，一方面是合并了衛生防疫站、專業防治所和衛生行政機構、醫療保健機構。 結果，防疫機構的專業工作受到影響，部分傳染病得以恢復。 這次危機隨著1962年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而結束，衛生防疫體系逐漸回歸正常快速的發展軌道。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1967-1971年之間。

防疫站的絕對數和相對數都減少了，首要原因是文革初期由于機構簡化，很多地方的衛生防疫機構被取消，合并到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 這次危機嚴重影響了衛生防疫系統，導致疫情大幅恢復，有時甚至突然爆發。

例如，流行性腦脊髓炎發病累計達300萬人以上，發病率為403/10萬，病死率為5.49%，蘇、魯、豫、皖、鄂五省瘧疾發病人數達2000萬人左右。 文革后期，四級國家防疫體制逐步恢復，農村地區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實施，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形成，較有效地促進了農村地區疾病預防控制工作的廣泛開展，這次危機宣告結束。

第次危機發生在1985年至2003年之間。

表示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資金。 首要原因是政府無視衛生事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急劇大幅下降。 1985年，國務院為衛生防疫部門征收勞務費和價格費開門。 此后，有償服務逐漸發展成為疾控機構的主要籌資渠道，但這種方法在國際上極為少見。

以2002年為例，全國各級疾控中心的收入來源中，有償服務達到了72%。 由此，四級國家衛生防疫體系日益脆弱，而且原有的三級基層醫療預防保健網逐漸崩潰，重醫輕防、重有償輕無償、重收益多輕收益少，最終爆發了SARS危機。

2003年以后，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在3年內建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各級疾控中心財政投入迅速增加，疾控中心的硬件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此后10年間，各級疾控中心房屋建筑總面積增加478.7萬平方米； 人均建筑面積為63.3平方米，比2002年上升66.9%。 全國疾控中心平均各機構設備資產總額累計增長約71.3億元； 實驗室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配置增加16.7萬臺，增幅為192.6%。

我國還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縱向到最后(鄉級以上)、橫向到邊緣)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新聞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報收，時間從5天縮短到4個小時。 第三次危機結束了。

第次危機發生在2008-年。

疾病控制部門在醫療衛生體制中的相對地位持續下降，首要原因是第三次危機后重醫療輕預防疑難病癥再次出現。 從隊伍規模來看，我國疾控機構隊伍不穩定，高端人才流失嚴重，全國疾控隊伍規模嚴重缺失。

據統計，中國疾控人員數量、疾控人員在醫療衛生人員中所占比例、每萬人中疾控人員數量等都在持續下降。 目前，中國國內疾控工作人員不足19萬人，比非典時期減少2萬多人，跌幅超過10%。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每萬人中疾控中心的人數只有1.35人，低于國家編委規定的1.75人的考核值，遠遠低于美國的9.3人和俄羅斯的13.8人。

更嚴重的是，幾乎不存在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取而代之的是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淡化了預防保健功能。 據估計，重構該互聯網時，需要將3-6人/萬人作為基礎性疾病防控人力配置標準。 這樣，全國基層將需要42-84萬從事疾病防控職能的人才，從而實現全面覆蓋。 在這樣的背景下，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大爆發突然發生。

以上四個危機，總結起來只有一個教訓。 即預防為主，自古以來就被人們常說，是金科玉條。 如果任意時間偏離這個方向，無視集體，只介入個人，無視預防，只重視臨床診療，遲早會被懲罰，付出沉重的代價。 需要強調的是，預防不能局限于口號，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政策措施上，落實到人員和資金的配置上。

本文：《“王紹光：預防必需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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