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五七指示與消滅社會分工的構想”
后世的人寫下前王朝的歷史,難免會有主觀。 例如,周人痛罵周王,但有人指出,在漢代,周惡并非如此。 在唐人的筆下,隋煬帝不可思議地偷了他父親的妃子。 清人修得的明史,明朝的皇帝沒有更好的了。 到了我們這個盛世,其實也不例外。 例如,讀了國學巨匠季老先生和楊絳先生對牛棚的控訴后,我想到了牛棚是怎樣的人間地獄。 例如,坐在老虎的長椅上或放辣椒水。 后來才知道,只是參加了農業勞動,體驗了生活。 如果這叫做苦,農民每天都在地里勞動,為什么不是人間地獄呢? 而且,照原樣領幾百元工資,比被人敲除工作年限的成千上萬的勞動者,能苦在哪里呢? 他們可能從很久以前就認為自己是年長的人,是操心的人。 孟子不是說過嗎,勞心者治人,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吃人,治人者吃人:天下通義。 做體力勞動吧? 天理啊! 殘忍至極!

其實從養生的角度來看,操心的人做體力勞動確實不是壞事。 住在牛棚里的老九們后來也活了一點,季老九十結束了,楊夫人也還健在。 不如說,在新時代,將知識分子如寶供出后,他們的壽命比10年前下降了20歲。 《新京報》報道。 這也很奇怪。 我估計很多人死于多餐少勞,大部分死于貧困。 例如,寫《托洛茨基評傳》的李老師。 但是,我們是上面的人。 我怎么能和賤民階層住在一起? 在他們看來這個理由就足夠了。 所以,他們睜大眼睛胡說八道,把清潔學校的住宅稱為牛棚。

五干學校來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給林彪的信:
軍隊應該是一所大學校,除了戰爭以外還可以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同樣,工人也是如此。 以勞動為主,也要學習軍事、政治、文化。 四清也要做,也要參加批評資產階級。 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像大慶油田一樣從事農業副業生產。 以農民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學習軍事、政治、文化,有條件的時候集體辦小工廠,資產階級也要批判。 學生、商業、服務領域、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有條件的也必須這樣做。

五指示是一種全新的政治構想,通過消除社會分工來處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勝過誰的問題。
列寧參加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時,一些工人對他說:“你有更重要的工作。 列寧說。 “現在這是最重要的工作。 列寧并不是裝出來的,而是認識到如果脫離體力勞動,就一定會脫離大眾,成為新的奢侈品、新的剝削者。
解放后,人們經常說:“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的不同。” 說這話的人很親切,但與事實背道而馳。 根據馬克思主義,分工是階級的,階級劃分是以分工為基礎的。 從所有系統來看,國家主席和汲取工人之間,經理和苦力之間,似乎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前者住在皇宮,鄉下也有避暑別墅,后者住在泥磚房里,過著半饑餓的生活。 這種差異在苦力方面很重要,但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馬克思說:“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現方法,對于同一事件,一個是對活動,一個是對活動產品。 社會分工的不同,形成社會階層的不同,形成資源占有的不同,經濟利益的不同,形成貧富的差距。 這最終是社會中的階級關系。

毛認為要徹底消滅分工是不可能的。 他在1959年讀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說要自由選擇職業,我不太清楚。 紡織的去學飛機,挖煤的去學紡織,學十八種武藝,贊成學十多種。 要學到上百件東西,可能不容易。 飯不能吃了。 從毛來看,消滅共產主義分工就是消滅社會分工,即法權。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系包括全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處理了一切制問題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自然不會出現。 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必須從各個方面阻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迅速發展。 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打破。 比如等級森嚴、高瞻遠矚、遠離大眾、不平等待人、不以工作能力吃飯、不以資格、不以權力、群體之間、上下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要打破、徹底打破。 壞了又會生,生了又會壞。

社會主義會迅速發展為共產主義還是回歸資本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變色了嗎? 商品生產和商品制度是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 分工也是商品生產和商品制度的來源。 毛澤東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 他試圖在中國土地上首先實現大同共產主義的理想。 雖然不能直接找到毛澤東向往他的大同社會藍圖的全景描繪,但從他上述文論和提出的政策中,幾乎可以看出毛澤東構想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擁有革命委員會等行政管理中心的工農兵聯合組織。 也許應該被命名為公社? 毛澤東欣賞這個名稱。 所以他同意在文革初期采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稱號,但那顯然像巴黎公社。 之后,根據周恩來的要求,考慮到國際關系的現實,只取消了這個名稱) 在這個共同體中,這個社會的分配方法從按勞分配逐步轉移到直接供給的執行上。 在這個理想的社會里,管理者不能建立獨立的分工階層并固定地存在,相反,社會內承擔著各種角色分工的人們必須經常移動和交換職業。 幾個這個工農聯合體已組成一個國家。 這種工農兵聯合體認為,毛澤東首先出現在中國農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軍隊組織) 1966年5月7日批準)和一些大企業)如大慶油田)。

張春橋在掌握市委權力后,將這次奪權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進行了比較,稱全市政權機構為新上海人民公社。 后來他知道毛要組成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成了上海人民公社。 毛仔細想了想,叫來了張春橋,問了一系列問題。 如果各省市被稱為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么名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名字? 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公社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被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公社主任或社長嗎? 另外,如果被稱為公社,黨怎么辦? 黨放在哪里? 這是提問,是討論,證明毛當時確實考慮了國家政權和國家名稱的創新問題。 他從稱全國第一本馬列主義大書為20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開始,就在思考新生政權如何繼承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和永恒的大致情況。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現有的國家機器,必須徹底打碎。 公社大體上要發揚光大,公社的名稱必須考慮。 毛還是回到現實中去,找新政權的合適名稱。 他說:“還是被稱為革命委員會。 張春橋回到上海,2月24日將上海人民公社變更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員會。 從此,革命委員會成為了新政權的名稱。

由此可見,作為臨時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確實是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創立的蘇維埃政權形式、我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的政權形式的延續,是無產階級關于新生政權形式的偉大嘗試。 它和社會主義大民主主義一樣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創造。 否定革命委員會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文革'; 產物是沒有根據的。 既然是臨時權力機構,自然會有從舊到新的過渡。 其實毛領導完成了這個過渡。 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重要快速發展。

馬克思說,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消失,不是指廢除國境,世界合二為一,而是國家機關這個階級統治的工具消失了。 國家機關(政府官員、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一切事物)不是人類社會處于任何時代,而是社會分裂為階級后,為了實行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而成立的。 在被稱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形式上國家權力由全體人民授權,所有國家機關最后都要對人民負責,但只要社會存在階級差異,實際上也掌握在有國家權力的階級手中,壓迫其他階級 如果階級差別消失了,國家機關當然也沒有必要因此而消失。 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國家才能消亡。 那個時候,社會物資非常豐富,可以滿足所有人的合理需要,但是普通人有良好的教養,不自私貪婪,也不使用暴力和別人爭斗。 即使有極少數例外,相關人員和碰巧在場的普通市民也可以通過集體力量解決,無需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而設置專職人員(官僚、軍隊、警察等)。 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真的能實現嗎? 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那是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像斯大林一樣,一邊主張信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邊說階級消失后也需要留國,需要加強獨裁,那就太自私了。

毛認為,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 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的權利問題,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有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 毛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中包括:所有主要官僚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隨時可以更換群眾,官僚工資與普通勞動者同等,立法權和行政權一體化,盡可能讓所有勞動人民監督和直接參加政府工作,軍隊和生產單位和勞動 正因為如此,勞動者國家才一成立就開始消亡。 否則,就無法防止官員們成為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剝奪勞動人民的權力,阻止共產主義的實現。

1967年夏天,文革斗爭的高潮,軍隊發揮最大作用的時候,毛要搞第二武裝。 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召集周恩來負責武漢部隊和同志談話時,他說:“為什么不武裝工人學生,我認為必須武裝工人和學生。 毛造反派鋼工稱贊總修理工程做得好。 為了回答林彪提出的持槍搶劫問題,8月4日,在給江青的信中毛首要強調了兩點。 一個是武裝左派。 二是大眾獨裁。 當然,王力是為了迎合鄧小平而批評毛的,但是這樣聯系起來看,王力并不是毛要推翻這個國家,它只能指向這個國家的機器,實踐馬克思的觀點,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常備軍 (王力反省錄) )既然國家機器存在一天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那么對付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群眾專政,武裝人民。 對外可以代替常備軍的常規功能(戰術武器和特殊高科技裝備的控制除外)。 什么用科技強大軍隊取勝,那就是哄孩子,中國人民打擊敵人的法寶就是靠人民戰爭。 對內,它是原有獨裁機關的常規職能(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術,可以由組織補足),人民自身也需要改造從舊社會獲得的舊習性和壞思想。

毛比馬克思更重視貧困農民實現社會主義主要社會政治力量的意義。 因為毛認為工人階級當時在中國人數很少,資本主義的壁壘有可能從其最薄弱的部分被突破( 1960年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 毛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城鄉組織、經濟、社會的統一,同時從這個意義上消除城鄉差別。 毛澤東特別在意三大貧富差距縮小問題。 他在閱讀教科書關于縮小城鄉差距的文案時,特別聲明:“為了消除城鄉差距,書上寫的是本質的差距,為什么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 未來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 必須把大城市的居民分散到農村,建立許多小城市。 在原子戰爭的條件下,這也是有利的。 毛澤東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他還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迅速發展,農業人口將減少。 如果將減少的農業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生活的人口過于膨脹,就不好了。 從現在開始,我們有必要注意這個問題。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必須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或者哪怕一點點也沒關系。 如果有公社這個問題,也許可以處理。 各公社將來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規模經營工業,讓農民就地當工人。 公社必須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 這樣,農村人口就不會再盲目地向城市轉移了。 他相信這個模型最終可以適用于世界。

以上素描可以從毛澤東從50年代晚期到他臨終前所寫的話中找到根據。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既有真理的閃光點,如控制城市規模、防止人口膨脹等,也有空的想法成分,但總體上毛澤東的看法是有遠見的,符合中國國情,可以給予一些有益的啟發。
本文:《“毛澤東五七指示與消滅社會分工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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